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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试论莱布尼茨语言法学的悟性主义实质及其历史

浏览次数:109 时间:2019-09-12

 

邓小平;第二个历史决议

有人说:人要向前看,不要总盯着后面看。这与学习历史并不冲突,学习历史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去掀起复古思潮,而是以史为鉴,走向未来,因为你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段德智 (进入专栏)  

 

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历史规律,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十多次重要的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出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认为,我们党要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因此,他提出,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要急于做历史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意见,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5—306页)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找有关同志谈话,他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这个讲话要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对这个讲话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建国30年的总结,要有“新内容”、“新水平”。他认为,不要局限于过去党的认识,要随着几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 第二,邓小平提出,建国30年讲话对毛主席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几经修改,9月下旬,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获得讨论。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讲话比党的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随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基础。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0月底,中央组织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20多名理论工作者先后参与起草。邓小平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0年3月,起草小组拟出了《决议》起草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谈话。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三条”贯穿了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对决议草稿中历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认为,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从历史问题决议中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很必要。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在看到决议的初稿后,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0年这部分与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 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了他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建国头7年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10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其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在决议草稿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邓小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他主张,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是非法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这不符合实际”。“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305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中涉及建国30年来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邓小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说高饶问题。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作为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再比如,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但是,“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对华国锋的问题写不写,怎么写?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决议稿中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在讨论过程中意见不一致。邓小平说:“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华国锋的旗帜的这种动态,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 不要再提“路线斗争” 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 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地步在我们党内是从30年代王明开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间,在搞所谓“路线斗争”、在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过一段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决议要不要这样提?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一次对决议起草提纲谈意见时,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 他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分析毛泽东和党过去的错误时,有人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小平认为,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他说,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思想? 1980年6月,决议草稿出来后,邓小平看了不太满意。认为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6月27日他同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谈话,他说,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他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要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方针办。“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历次谈话记录,第38页]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历史决议写好毛泽东思想这一内容找到了一把钥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评。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在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仍然是讨论中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认为决议中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思想。当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 10月25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要写,但不能写过头。 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也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也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 同时,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必须予以澄清。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犯了许多错误。因此,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意见很好,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页)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回顾》和《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误。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错误都归一个人,别人都是正确的,这样看问题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共产主义的道德。他在决议起草之初就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邓小平讲他自己在当时也都同意过一些错误的东西。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要求,在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 即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也不同意完完全全否定毛泽东这10年。虽然在全局上毛泽东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打倒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来愈来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在讨论过程中,有些人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决议过程稿曾加重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看后十分不满。他始终坚持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原则。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决议起草小组对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在看了修改后的稿子中的历史部分时说,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中心是老人家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几经修改,到3月18日,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3月底,决议草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负责同志修改。在他们修改基础上,起草小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再次谈了他对《决议》稿子的看法,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了正确的原则性的意见,从而抛弃了过去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方法。他强调要把握建国30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重点写好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他还强调,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历史规律,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而这也正是历史不断在告诉我们的故事,关于人性的亘古不变。我们的历史书中早已记载着春秋战国的血腥杀戮,欧洲中世纪的此消彼长,却依旧避不开世界两次大战的硝烟。

   莱布尼茨想要创建的普遍字符或综合科学,就其最本质的内容讲,无非是超数学地运用数学原理、准则和方法,质言之,就是把数学的原理、准则和方法推广到数学范围以外的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莱布尼茨曾经斩钉截铁地指出:幸福依靠科学,科学依靠论证,论证依靠数学。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论证的技术迄今仅仅在数学中才能找到”。[⑦]这又是因为在现有的各门理性学问中“唯有数学本身带有对自己的检验”。[⑧]在数学中,当人们提出一个错误原理时,我们甚至无需检查甚至了解其论证,只需通过简易的试验,通过简单的演算就可以指出其错误。而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检验就相当困难,至于在形而上学中,这种检验则简直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唯有数学本身能带有自己的检验呢?莱布尼茨给出的回答是:唯有数学是一门基于数字、符号和计算的科学。这一点,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讲得很明确:“我们务必注意到,这些在数学中防止推理错误的考察和实验,并非由事物自身所构成,而是由我们事先用以代替事物的字符所构成。”[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设想:如果我们在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法学、医学以及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领域都严格地采用数学一类的原理、准则、符号和方法,则所有这些科学岂不就都有数学推证的简易性和确定性了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莱布尼茨将数学引进认识论,引进哲学方法论,借以构建他的“普遍科学”或“普遍代数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的选择和方法论的研究。反过来说,方法论又支持和影响一定的世界观。我们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的一面。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表现在:从对象上看,世界观研究的对象是外部客体的规律,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它不仅要研究客体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研究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应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观回答外部客体“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么做”和“不怎么做”的方法;从评价标准上看,世界观评判的标准是真假对错,方法论评判的标准则是适用或不适用。

徜徉在前人的故事中,在文字中与他们沟通,得到他们的指引,开启今天的时代。

在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或“数学—哲学”体系中,普遍字符也叫做普遍字母、普遍符号、普遍语词和特征数字,它们同普遍语言或综合科学的关系是一种构成系统的元素与由元素构成的系统的关系。莱布尼茨常用人类思想的“字母”与人类思想的“字母表”、人类思想的“密码”与人类思想的“密码学”来表达这种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是邓小平在哲学的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创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运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那里,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兼而有之,既建构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又把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哲学的解放。邓小平则以哲学的应用见长,他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把辩证法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建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小我就是一个历史迷,我喜欢去读历史故事,读那些名人故事,我想这大概是每个男孩心中无法抹去的“英雄情结”。我很少读小说,读专业书籍也是为了目的性充电,但是了解历史确是真正的兴趣,我享受着让自己沉浸在历史中。

    

  根据这种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区分,看一个人有没有哲学思想,是不是哲学家,不单是要看他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是大部头还是小册子,而且要看他的著作、言论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孔子“述而不作”,他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记下的谈话录,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几千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毕生从事口头辩论,没有什么著作,只有由其弟子记录的一些对话,可是谁能说他们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呢?我们也不能要求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的人同专业哲学家一样,更多地从事专门的哲学著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3](第85页)如果职业革命家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在理论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称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如果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理论哲学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他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理论上有所创新,这应该承认是应用哲学,可以称为应用哲学家。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关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著作、言论之中,体现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尤其重要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道路、本质、动力、模式等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观点。由此可见,邓小平是有哲学的。不过,他的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这种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堪称我党在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典范,可以算得上应用哲学家。这一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而这一切竟源于大唐李家的基因。李世民是鲜卑与汉人的混血,他们的骨子里依然存在着蛮夷的野性,而政治上,他也有不可说的苦衷,总之,对外开放是对自己,对百姓,对历史最好的一个交代。

   二、普遍代数学[1]: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

 

但我认为他们的历史源头也极其重要,犹太人最初源于犹太教,而耶稣最初也是犹太教徒。犹太教的核心教义就是我们是天选之民,与众不同的民族。而这样的历史源头给到每一个犹太人内心的自信是超越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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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承认与否,历史就像是一座灯塔,通过那些前人创造的历史来帮你指引方向,告诉你奇迹总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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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改革开放和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提出发展“综合动力论”;

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会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产生敬畏,敬那些被自己见证的历史,畏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

    

  1、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之主题,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题论[4](第337页);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而他的镜子就是魏征。

   关键词:莱布尼茨;普遍字符;综合科学;普遍代数学;理性主义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或许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镜子会很难,但是把每段历史都作为自己的镜子则相对容易,那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已经被证实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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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最开始设计键盘的人担心键盘设计太便捷,人们敲击速度过快造成服务器崩溃,于是,于是,最终错误也变成了正确。只能说人类习惯一项事物的能力太强大了。

   与洛克在构建“标记之学”时顾虑重重的情况不同,莱布尼茨对于“摧毁巴别之塔”、发明普遍字符、改进推理验算、创建普遍代数学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1677年,他在《通向一种普遍字符》中近乎盲目乐观地写道:“我所提供的这一新的方法,并不比任何其他程序包含更大的困难,也不过于远离熟悉的概念和通常的书写方式。它也不比当前早已花费在讲课和各门百科全书方面需要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在五年内,就会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两年功夫,就会精通这个在实际生活中最必需的学问,那就是,按照一个确实可靠的计算方法,掌握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命题。”[⑩]后来,在《人类理智新论》中,针对洛克的悲观情绪,明确提出了“摧毁巴别之塔”全在于我们自己的观点。洛克认为,文字的缺陷在于其“意义含混”,而意义含混的原因又在于下述四点:(1)当语词所意指的观念非常复杂时;(2)当组合成一个新观念的诸多观念在自然中并无联系的时候;(3)当文字的意义所参照的标准不容易认识的时候;(4)当语词的意义和实在本质并不确切相同的时候。[11]莱布尼茨虽然也承认干这样一番事业有一定困难,但他还是非常坚定地回应说:关于这四种缺点,“我要对您说,先生,这些全都是可以补救的,尤其是自从发明了书写以来,并且这些缺点只是由于我们的忽略才得以继续存在的。因为意义是靠我们来确定的,至少在某种学术语言中是如此,并且靠我们同意来摧毁这巴别之塔(detruire cette tour de Babel)。”[12]莱布尼茨的上述“方案”虽然由于上帝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时间(尽管也不止五年)而未能完成,但是他的这一天才设想和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其实就是现代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滥觞。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曾经称赞莱布尼茨,说他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在谁也没认识到数理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看到了它的重要。”并强调说:莱布尼茨对数理逻辑很有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当初假使发表了,会重要之至;那么,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门科学也就比实际上提早一个半世纪问世。”[13]作为当代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罗素的这个评论是值得重视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让后来者知道,这是一件可以完成的任务。

   真正说来,人类对语言或言语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语音学、语义学和语形学的研究,都属于这类伟大的事业。就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而言,随着认识论问题在哲学中的地位的不断突出,随着近代认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哲学家的关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不仅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语词问题,而且他还把整个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都称之为“标记之学”。他把人类理智所能达到的三大独立的知识领域概括成“物理学”、“实践之学”和“标记之学”。在洛克看来,物理学关涉的是“事物的本性,以及其各种关系和作用的途径”,实践之学关涉的是“一个人在追求一种目的时所应做的事情”,而标记之学所关涉的则是“达到和传递这两种知识的途径”。这就是说,在洛克看来,语言问题既是一个关乎认识论的大问题,又是一个关乎人类所有知识领域或科学领域的大问题。不仅如此,洛克还从社会学和生存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语言哲学的巨大意义,将语言视为人类“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他在《人类理智论》专论语词问题的第三卷一开始就从人的社会性的高度精辟地指出:“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③]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洛克何以要用自己的主要精力来撰写《人类理智论》以及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语词问题了。而且,由此我们也不难窥见洛克构建其认识论体系的勃勃雄心:他之所以要要构建这样一种新的类型的“论理学”,其目的不仅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而且还在于帮助人们改进社会。这也表明,洛克在写作《人类理智论》时是有极强的使命感和社会承担意识的。

  邓小平哲学从哲学形态上说是应用哲学;从哲学主题来说是发展哲学;从它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来说是同一哲学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莱布尼茨尽管在哲学路线方面与洛克很不相同,但是在以极强的使命感和社会承担意识来从事语言哲学研究方面与洛克相比,却是一点也不逊色的。莱布尼茨把研究语言哲学、摧毁“巴别之塔”、发明“普遍字符”、创建“综合科学”当作自己一项极其重大的使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一如他自己所说,他早在孩提时代就陷入了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反思,不久就萌生了创造“人类思想字母”的“灵感”,作出了“令人惊奇的发现”:“必然会创造出一种人类思想的字母,通过它们组成的联系和词的分析,其他一切都能被发现和判断。”[④]后来他的这一天才发现由于他的学位论文《论组合术》于1666年的出版而公诸于世。1674年,他于旅居巴黎期间又写出“论普遍性的方法”一文,开始把他所要建立的普遍科学称为“字符”,并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字符”的普遍意义,指出“由于它是字符,它给语言以词,给词以字母,给算术以数字,给音乐以音符。”[⑤]1677年,他接连写出了《通向一种普遍字符》,《综合科学序言》及《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等多篇论文,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自己的有关设想。此后,他又相继写出了《逻辑演算诸法则》(约1679年)、《关于知识、真理和观念的默思》(1684年)、《发现的技术》(1685年)、《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约1686年)、《人类学说的前景》(1690年以后)、《论智慧》(约1693年)及《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16年)等一系列论文,对他的普遍字符和普遍科学的设想作了更为具体更为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逻辑演算的诸法则》、《论智慧》、《数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相当具体地讨论了逻辑演算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法则。需要指出的是,莱布尼茨之所以毕生“坚定不移”地从事于普遍字符和普遍科学的反思,不仅在于他之视普遍字符为完善人类理智的最伟大的工具,还在于他始终怀有一个高尚的道德动机,这就是对“人类普遍福利”的“热望”。他在《综合科学序言》中发誓:“如果上帝给我以足够的时间,我的志向之一就是去完成这个方案。因为我一心信奉的宗教向我确保,上帝的爱在于获得普遍福利的热望,而理智又教导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理智的完善那样对人类的普遍福利作出更多的贡献。”[⑥]

  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是应用哲学的最大成果,它不仅从社会发展的本质层次上,而且从社会的具体运行层次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哲学更贴近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更贴近于中国的发展,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也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去年,克利夫兰骑士在一比三落后于金州勇士的情况下连扳三场,最终夺得2016年NBA总冠军。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能在总决赛中面临1:3逆境时成功翻盘,而骑士做到了,所以他们足够伟大,因为他们创造了历史。

   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和集大成者”,[①]其认识论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现在,当人们谈论语言哲学的时候,人们便会立即想到理想语言学派或日常语言学派,想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等,一句话,人们很自然地把语言哲学同这样那样的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但是,殊不知语言哲学还有另外一种形态,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而在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中,莱布尼茨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立场不仅鲜明地表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哲学上,表现在他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上。因为他的设想的根本目标在于把向来奉为理性学问楷模的数学的原则和方法在更高的层次上比较严格、比较彻底地移植到科学和哲学中,并建立起一个涵盖人类知识各学科领域的理性主义大系统,亦即他的所谓的“普遍代数学”。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上才会出现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的情况;也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人们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单独研究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可能性,人们才据此把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或纯哲学),一类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理论哲学着重于世界观即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应用哲学则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即把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理论来。其特点是其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领域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在哲学与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之间设置中间环节,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为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指明方向,给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这种哲学分类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康德把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先例[1](第8-9页),其现实依据可以参照自然科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来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可以看做是理论哲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则属于应用哲学。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应用哲学占了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工人运动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2](第557-558页)列宁的著作几十卷,大部分也是应用性的。毛泽东的著作,从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来看,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部分是应用性的,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历史让人懂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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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决定了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是一篇大文章的上下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第300页)哲学上也是如此,就是要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纠正他的错误观点,继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再说近代,我们每天敲击的键盘上的字符。现在全世界所有电脑使用的键盘上的字母排序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并不是合理的排列顺序。最常用的A,B,C,K等字符都分布在键盘的四周,而最中间的字符却不是我们最常用的。

   莱布尼茨在语言哲学或普遍代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零碎,但归结起来不外以下三个方面: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以数学为蓝本创建综合科学。

 

朱棣花巨资打造的《永乐大典》被称为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却未曾被任何一个百姓所真正目睹到,最终留存于世的也只有几部残篇。而这一切不过是朱棣为了不想仅被后世记住自己是一个篡位者所做的门面工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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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的卧薪藏胆,韩信的胯下之辱,诸葛亮的空城计都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也是我们寻找力量的源头。

   一、“摧毁巴别之塔”与构建“普遍代数学”

 

而在我们人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无法创造历史的,相反,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去寻找那些动力,以鼓励自己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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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历史不是哲学,却是最接近哲学的学科。

    

  (一)邓小平哲学是以方法论形态为特征的“应用哲学”

读历史,不仅仅是要了解过去,更是要去理解过去,理解那些历史背后的无可奈何。

   摘  要: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其认识论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表现在他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和“普遍代数学”的系统构建上。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有着非常宏大而高尚的旨趣,不仅意在“摧毁巴别之塔”,而且意在谋取“人类普遍福利”。其基本程序在于:(1)“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2)“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3)“以数学为蓝本构建综合科学”。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既不同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也不同于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而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莱布尼茨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天才设想“即使今天还依然是一个大有开发价值的宝藏”。

  (二)邓小平哲学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

历史就像一个灯塔

   古代小亚细亚地区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关乎我们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语言哲学的典故,叫“巴别塔”。这个典故说的是,诺亚藉着方舟躲过特大洪灾后,三个儿子都人丁兴旺,其中雅弗成了北方民族的始祖,闪成了闪族人即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含则成了迦南民族及亚非一些民族的始祖。他们的后裔在迁移流动中来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示拿平原,打算在这里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以便传扬人类的名。上帝对此非常愤怒,于是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不通,建塔工作只好半途而废。由于该塔由于人们的语言“变乱”而不能竣工,故而被称作“巴别之塔”。因为“巴别”也就是“变乱”的意思。[②]这个典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三点。首先,是语言的意义或价值。语言或言语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人类的语言统一了,人类就能够统一行动,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其次,语言或言语的混乱是人类的大敌。如果人类的语言或言语混乱了,人类就将一事无成。第三,人类倘若要恢复自己的力量和尊严,第一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在语言或言语方面“拨乱反正”:澄清语词的意义,重新表达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规律。这是人类必须履行的最有尊严的一件事情,一件在一定意义上是反上帝之道而行之的大事业。

 

现在的时代已经过分宣扬实用主义,失掉了理想主义,也少掉了很多研究哲学,史学的人,更多的转向了市场学,经融学,计算机学这些学完就能用的学科上。

   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用心做好今天的事,就是对明天的历史最大的尊重。

  邓小平哲学,从哲学形态上说,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哲学,从哲学主题来讲,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地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论、发展目标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模式论、发展战略论,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哲学,从历史地位来说,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它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框架仍然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范围。

但是我们却严重忽略了史学,哲学这些精神主义学科于我们的重要价值。如果要罗列出一个人一生必学的三门学科,我一定会将哲学,历史学放在前两位。至于第三位,我还没有想好。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内容,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创造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曾郑重地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5](第299-300页)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其实我不敢苟同,至少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拍着胸脯说五年后依然会存在的时代,能从历史中捕捉到的未来实在有限。

 

我们一直未曾停止过思考那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历史则在竭尽可能帮助我们拉开这层面纱,尽管前路尚远,但想到我们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未尝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历史背后的无可奈何更有趣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过程和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某些干部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忘了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目的,*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经济发展等认识误区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问题,在邓小平“发展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创新了发展观念,开拓了发展思路,破解了发展难题,进一步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于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科学的发展观同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犹太人,是世界上公认的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占据了世界上绝大部分财富,尽管现在有无数书籍试图解读犹太人为什么与众不同,所言也有理。

 

尽管如今的社会看似离战争很远很远,但是人性的本质没有变,历史的本质也不会变,我们仍然需要时刻警惕,警惕内心的妄念,警惕对历史的不尊重。

  2、根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特点,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5](第163页)的发展道路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族最开放的一个朝代,不仅是在商业文化上,连政治上也很开放。当然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穿着最为暴露的朝代。

 

 

  5、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第236页)的发展模式论;

  第三,从历史任务来看,历史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的任务,主要不是体系创新,而是拨乱反正。即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实践证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过时,不需要另外去创建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体系。当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所不同,需要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完整的解答;需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时代的发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需要经受长时期的实践考验。邓小平哲学不是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它的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因为:

 

雍涛

  3、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总结在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第63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本体论;

 

 

  二是哲学观点侧重点的不同,表现出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是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时代和任务不同所引起的。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他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规律),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因而两者在几个主要的哲学观点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更多强调调查研究,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邓小平则更多强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在矛盾观上,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同一中把握对立,邓小平则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历史观上,毛泽东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通过改革和科学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为指导,吸取现代西方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初步地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进而创立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发展哲学”。这种“发展哲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一些要点:

 

 

  所谓“发展哲学”,又称“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观”,它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哲学或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我们这里讲的“发展哲学”,如同“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一样,主要是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等问题的“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观”。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出现过“经济发展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综合发展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诸多流派,从这些流派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发展理论”或“发展观”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物”为中心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注重当代人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从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强调欧洲中心论到着重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发展道路多样化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发展哲学”,其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它主要是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社会历史的基础与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演进等,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运行层次,它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因此带有应用哲学的性质和特征。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但他的最大贡献还是试图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从主题来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发展哲学”。

  第二,邓小平所使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哲学,其框架体系也大体上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例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抓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标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命题都是从毛泽东哲学那里学来的,邓小平哲学框架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仍然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哲学的师承关系来看,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关系是师生关系、源流关系。

  6、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的思想,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第131-132页)的目标论;

 

  同上述两类哲学形态相联系,存在着两类哲学家:一类是专业哲学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来说,前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联时期的米丁、尤金,中国的李达、艾思奇等,后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我们说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体系,其理由是:

 

 

 

 

 

 

  人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常常会问: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算不算哲学家?邓小平哲学是怎样的哲学?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问题。

  7、运用矛盾力量不平衡和量变质变的原理,分析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先富”带动“共富”[5](第152页)以及“三步走”、“三级跳”,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康为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等。

  一是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显示出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例如,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工作中的某些主观、唯心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强调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致性,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论,恢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提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接受和欣赏个人崇拜的错误,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把爱护领袖和反对神化个人统一起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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